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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的政治表现-驳自由主义经济谬论-论共产主义社会实践

中国市场的政治表现

自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政府主导了中国经济的两大潮流: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围绕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展开的,是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此中,最微观的,有村级向城镇的流动,乡镇向市的流动;较为庞大的,则有地级市之间的流动,如台州往宁波,杭州,淮北往苏南地区的流动;更为典型的,则是省级人口的流动,以安徽,江西,四川三省人口外移为典型代表的全国性大迁徙。

作为中国的直接权力机构,拥有最广泛政治权力的中国政府,在此两大潮流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派生了大量的裙带关系,政治利益和腐败。随着2020年政府力量在微观经济的回撤,留下的大量既得利益群体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直接阻力。

以上海市为例,这一座拥有近三千万人口,占据中国经济龙头位置的核心城市,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同时,自身却遇到了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可以看到,由4G主导的中国信息化革命,在上海的推进速度是远低于其他新一线城市的;和顶级信息化城市深圳更是有着云泥之别。至今,上海仍未有一家足以与BAT并论互联网科技企业。原因何在?因为庞大的城市经济体系,经济结构,遗留下来的大量既得利益群体,使得经济运转出现了核心窒碍。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了上海失去孕育互联网企业的土壤和契机。因为互联网企业本身最直接的要求就是打破边界——在这座看似统一的城市里,阶级,利益群体四分五裂,何谈打破边界呢?

另一主要原因,上海市的发展借力于人口迁入的部分太多。外来务工人员几乎占上海市人口的一半。这一部分人的知识水平,社会认知,往往是封闭而低效的。上海市要打破其原有的边界,势必要打破这些人的认知组成——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毁灭人的认知造成的伤害和痛苦,远比肉体的伤害要大得多。

与此同时,因巨大的经济红利,上海也成为了中国西化思潮的主要策源地。效仿西式生活,沉醉民主美梦,鼓吹自由主义的城市经济意识共同体,背后是这座城市森严的阶级等级。一个城市的阶级成分越足,其在社会生产和享受的层次就越分明。无论是香港,上海,纽约还是伦敦,都是如此。且不谈这样的社会组成是否和我党的理想相匹配,在愈来愈发达的互联网社会,上海这样的城市构成还能持续多久?如果它要信息化,势必使底层人口信息化,才有足够的土壤;而底层人口的信息化,其能力,学识,认知的增加,又会反过来从根本上破坏上海的经济结构。这正是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瓶颈,绝非进博会可以改观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结果,是上海成为下一个香港。

上海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代表,是改革开放的直接象征,它的道路被很多城市借鉴,许多城市的经济也依附于上海经济。而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一线城市是否要继续效仿上海?借此一观,四川省会成都,就在过去的近十年里面走了一样的路子。汶川地震后,既出于安顿人口,重组经济的需求,又有赖于全国的经济支持,成都市进行了大跃进式的人口迁入。2008年,成都市的在籍人口约1100万,受制于户籍迁移的困难,实际常住人口在1200万左右,城镇常住人口441万。而到了2018年,成都市的常住人口已经突破了1600万,城镇常住人口更是达到了1100万。这里面,迁入的青壮劳动力约有四百万。也就是说,短短十年,成都市的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一。十年前,成都尚是一个相对落后贫穷,古色古香的传统工农业城市,今天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巨量的人口为成都带来了巨量的经济红利。同期来看,安徽合肥,河南郑州,湖北武汉,也基本采取了集中力量发展一市的经济策略,但都不如成都有典型性。那么,在这样的城市经济背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又是什么呢?

当一个地域的人口规模达到一定体量,他们就会形成一种城邦式的社会共识。这种基础的社会共识,又会导致基础的思维定势。观摩成都经济,它似乎与世界联系,又“自成一派”。这是我在研究成都经济时候的迷思——做房地产,懒得涨价;迁入人口,懒得教育;整个成都的经济努力腾飞的同时,还留下了一大批喝茶搓麻的朋友。试问,这样的人口,会愿意去动自己的阶级利益,反哺四川其他城市的发展吗?成都房价涨不起来的原因,根本上是人口迁入地与迁出地差别不大,便利的交通使得人们更愿意在家乡居住,买房。况成都一市之内,房价也已经天差地别。这样迷茫的城市经济,怪不得,会去投资什么锤子科技。

上海模式的人口迁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有效的,但在新一时代的中国,对于各地经济的发展却有着病毒式的危害。或者说,随着社会生产的提升,经济强度的提高,这样的人口迁入本身就是难以为继的。要使得这样的迁入继续,势必要像上海一样,打造出层层递进的阶级享受来驱动这一过程。社会主义政府最后主导了阶级的形成,何其荒谬。

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社会主义政府不能抛弃其基本职能,不能在社会经济领域持续后撤。社会主义政府不仅仅有经济建设的任务,更有社会革命的任务。如果将经济组成抛由市场决定,由城市经济的惯性决定,那么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就不复存在了。阶级社会将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日积月累,我党也会丧失其执政基础。恐牌坊要立,婊子要做,国政难以长久。

驳自由主义经济谬论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几年来受到的批评批判都很多了。我今天讲一个核心问题:政府,市场,企业。在自由主义看来,政府是一个市场经济之外的实体,预设了一个政府不干预市场经济的前提,然后提出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是不对的。提出这样言论的人,一定从内心深处明白,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源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通过这样的经济学说引导,能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中国经济的核心力量。

事实上,无论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都是在经济交易基础上诞生的经济实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更意味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绝非是割裂的。国家的实质就是税收,税收则直接来源于经济。政府这样一个强制扎根在经济体系上的存在,怎么可能和经济无关呢?古代中国的税负徭役,是直接用以调整社会经济的手段方法,才有了万里长城,都江堰,灵渠,郑国渠,才能兴修水利,恢复农业——倘若没有政府,这些工程交给谁去做呢?

再者说,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制度主导一切,那么,在自由市场里,允不允许出现大型的资本既得利益集团?允不允许出现剥削上游?如果允许出现,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会不会影响自由的市场经济?若不要政府干预市场经济,首先应当消灭的就是大型资本集团,以摩根大通,洛克菲勒,高盛为首的世界资本利益代表。

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是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愚民学说,是实质上不利于社会经济,具有典型空想性质的误国学说。在自由的面具之下,隐藏了掠夺,剥削的实质。可笑的是,中国还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为之倾倒——不是蠢,就是坏。

中国政府的经济干预,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是自由市场的问题,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一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和上文提到的城市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阶级不同,而是开国以来,从龙之臣的既得利益问题。是原始国家体系的政治斗争产生的利益问题。在这样的强强博弈之中,才有了所谓自由主义滋长的空间——这就像个君子协定,谁都不要干涉谁。能影响中央决策,动政治利益的,绝非平民百姓,或是几个私营企业家;而是真正有对等政治话语权的人,家族。

故而自由主义经济谬论的传播,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二是内在的戈尔巴乔夫有点多。为个体利益出卖国家利益的蠢蛋,活在自以为是的世界里,仅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或是一个狭隘的群体的得失,如梁山聚义,落草为寇,实在是贻笑大方。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消灭私有制两者对等起来。许多头脑一热的民营企业家,一听要消灭私有制,要让天下大同,各个都诚惶诚恐,唯恐钱包不保。可与此同时,又大规模地做着违法乱纪,有悖伦常的无良心生意。我们也且空想一点,对于社会存在来说,这样的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真的有好处吗?如权健这样的公司,存在对于社会的意义,真的不是逆向的作用吗?

企业是社会经济组成的基本单元,是人生产链接的基本形式,是工业时代中国发展的核心框架。随着信息时代的进一步推进,不但社会政治,思想会扁平化,社会经济更会扁平化。在这样扁平化的时代里,资本赢者通吃的状况会越来越多,随经济体量放大的企业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放着这样的不自由现象不去批判,放着林子里的老虎不去打,天天鞭笞任劳任怨的老黄牛,真不枉写一篇文章专门骂骂它。

我的朋友里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毛主席说,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人去构建自己思想的过程,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如果一开始就设定好了结果,研究还有必要吗?理性还存在吗?西方近十年神学化的各学科思潮,真的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吗?不落地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去看,去想,去听,去做,真的对得起人民的栽培吗?废用公帑,是为国贼。

经济发展致使的个体需求的放大,绝非民主可以摆平的。亦或者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民主。如权健一般的西方生命科技集团,背后有大资本的支持,哪一个国家能民主投票去消灭它?人民需要的是民主还是正义?为什么人民有民主的呼声,难道不是因为被剥削吗?难道不是因为正义的缺位吗?如果仅是以个人利益出发,那民主也绝无存在的必要了——毕竟,实现个人利益,没有比拿别人的更快的了。

论共产主义社会实践

最近党员很闲。共产党员应该到一线去,生产的一线去,去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刘鹤副总理领衔了国有资本的改组,不知哪个副总理可以领衔一下党员在经济过程中的改组。

社会经济的存在是一个真实实体,复杂而精密。要使得整体社会经济向共产主义迈进,必须要有微观的共产主义经济实体。而创造,发展,主导共产主义经济实体,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完成的任务。

中国自古以来面临着各地藩王,节度使拥兵自重,意图谋反的困扰。清朝灭亡,核心在于太平天国运动启用了湘淮二军,最终导致大厦倾覆。汉武帝平藩王,推恩令是重中之重,延续了大汉王朝的国祚。而如今,要削的,不是藩,而是大的资本既得利益集团。进可以攻,灭西方几个头部企业,如AMAG,退可以守,在国内搞精耕细作,拆一拆本身需求大量社会资源的企业,如滴滴。而重新推恩的过程之中,人民是获得利益的基本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成熟的商业体系进行拆分,让各地政府主导去完成这些企业的社会使命。

汉朝既有推恩令,也有盐铁官营。拆解式改造,在铁路,石油,核工业,通讯,航天等国本行业是不能放开的。放开,也是对放开其他行业的虚晃一枪。宏观上来讲,我们的路线大抵都没有问题;但在微观角度,我们却遇到了很多核心性问题。故而,让共产党员进入生产一线,组织社会主义微观生产单元的历史任务,十分必要。

至于共产党员可以做什么,只要深入社会行业的调研,就一目了然了。共产党员,是以解放和发展人的生产力为基本任务,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民收入为根本目标的。在社会组成的各行各业,都可以进行这一简易的社会变革。不要小看了这一社会变革的威力,生产力是企业竞争的实质;虽一定程度上,更受人员本身的局限,但其能够迸发的企业生命力是原有的社会经济组成形式无法媲美的。

我们现在讲企业都讲生态化发展,都讲要培育有机的生态体系。想要员工忠诚,又不想付出。想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天天讲什么理念,有意义吗?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确实来源于资本,技术,社会关系的链接,但是你们的企业都不生产的吗?都不需要人去干活的吗?只要共产党员主导的微观经济体系建立起来,那对于原本剥削的社会生产造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何不去做呢?

我国建国七十年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是一句空话。毛的时代渴望建立的千秋盛世,用以匹配的经济基础已经存在了。当然了,队伍的纯洁性,人的斗争,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避免的;夺人饭碗如杀人父母——这真是血海深仇。口诛笔伐也好,齐齐声讨也好,反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自取灭亡,社会根本和上层理想不匹配,迟早改朝换代——继续走共产主义道路听起来也像是在与民争利,是在找死,但等死,死国可乎?我想老百姓都不是傻子,谁真真正正为老百姓谋福利,为行业变革推动,出力,甚至愿意以身殉道,百姓会不感念他的恩德吗?

天下大同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是用以弥合社会矛盾,减少阶级差异的根本方法,是中国数千年来用以夯实维护国本国基的必要手段。故而富则廉俭,贫则勤坚,中国才能稳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数百年。后来出问题了,这锅,清政府不背,封建制度不背,小农经济不背。忽视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侵略,将民族发展的问题归咎于自身,实在是不知道安得什么心。世界科技发展的转移之快,中国这几十年已经验证了;所以是中国人不够聪明吗?不够勤奋吗?撇开西方的罪责不谈,谈中华民族劣根性的人,是比韩非子所说五蠹还要蠢和坏的人。

如果说老的一代不行,我们就教育好下一代。尤其是抓好富二代的教育,在社会阶级的演进中“和平演变”。我也有很多富二代朋友,他们也对我很好,可我还是要说,诸君所享受和拥有的生活,本质上,还是通过剥削而非创造得来的。是通过资本,利益关系达成的。是借了改革的东风,一路吹起来的。如果将这样的事业的成功,视作一家的荣耀,我可以说,且不论社会影响如何,自己内心是过不了关的。于家国社稷有功,真的做了益于社会,有功社会的事情,去享受,是理所应当的。

令人悲哀的是,中国经济的初步稳定,体量的宏观控制,接下来的几年,阶级将愈发明显,并且落地了。奈何奈何,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团队一二人可以抗衡改变的。我们当然想改变,也制定了一些策略和计划,无非是以卵击石,聊以自慰罢了。亦或许,这世界上真有定量的天命和福报,人可以享受拥有的都非由他者决定,而是由天命决定的吧。一想到这儿,我就又想缩回纯粹哲学里面,去探讨和社会全然无关的事情了。

如果百姓富裕了,他们是不是会不工作?他们不工作,谁来养活劳斯莱斯,路易威登,汤臣一品?

人类世界的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