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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析】未来30年大转型,讲透国运与人运!

口 述:何帆 经济学者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采 访:孙允广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2019年是一个新的开端。

   过去的一年,人们感受到中国经济遇到的各种冲击:中美贸易摩擦、经济增长回落、股市下跌。他们会感到焦虑和担忧。旧路标已经消失,新秩序尚未出现。

  在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懵懂不知。虽然中国历史上从不缺惊涛骇浪、沧海桑田,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难再有像以后的30年这样令人激动人心的岁月了。

  我们已经进入一片没有航海图的水域,历史从来都是一位“魔术师”,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将挑战我们的认知。

未来30年的样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沿着时间之河顺流而下,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未来30年的模样:

1.中国的GDP规模超过美国只是个时间问题。按照普华永道的预测,中国在2030年的GDP规模会超过美国,印度会紧随美国之后。

2.中国的人均收入从中等收入迈进高收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大约在202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超过12055美元这道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3.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乃至深度老龄社会已是大势所趋。2016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3亿,占总人口的16.7%,到2025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至少有3亿。

4.据国际能源组织预测,大约到2040年,石油峰值将会到来。能源格局的调整,势必搅动全球政治经济。

5.按照《生命3.0》作者、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马克调查,大部分科学家认为相当于人类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大约会在2055年甚至更早出现。技术奇点,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可能降临。

  有一些结果我们现在就能预测,但这不代表着我们能知道未来。一个GDP规模比美国还大的国家会如何影响世界格局?在中国加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之后,中国人就能从此过上童话般的幸福生活吗?

……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人工智能会怎样替代人类的工作,什么时候会替代我的工作?

过去30年最重要的3个推动力 

  上述问题我们都不知道答案,又怎么去判断未来的趋势呢?我的思路是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

  什么是慢变量?举个例子,天气预报能告诉你台风即将登陆,海上会有大浪,但是只看天气预报,就不知道海上有波浪的真正原因是——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引发的潮汐现象。天气是快变量,月亮和太阳是慢变量。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教授是个观察慢变量的高手。他写过一本厚达700多页的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让比尔·盖茨等人坐立不安。因为戈登教授打破了“科技会让人类的明天更美好,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比现在更强劲”这一技术乐观主义者的预言。

  戈登教授说,美国在1870—1970这100年间出现了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济“大跃进”。这次经济“大跃进”是由影响了我们衣食住行的一系列创新带来的:从电到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和电梯,从汽车、轮船、飞机到城市化,从电话、电报到新闻、零售……

  那么,20世纪90年代由电子计算机引发的“新经济”呢?戈登教授说,对不起,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回光返照”。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电比电子计算机更重要。

  原来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竟如此具有革命性。举个例子:

  假如有一栋中世纪欧洲贵族的城堡和一套21世纪的公寓让你选,你选哪一个?当然是选21世纪的公寓。虽然中世纪的城堡巍峨壮观,但它没有和其他房屋互联互通,没有给水、排水,没有电灯、电话,没有Wi-Fi。

  一个19世纪的农庄和一个20世纪的超市你选哪一个?你应该选20世纪的超市。虽然19世纪的农庄不用化肥和农药,产出的都是有机食品,但没有食品工业的发展,食物无法保质保鲜,你很可能会吃坏肚子,甚至可能会饿死。

  抽水马桶和智能手机,如果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一个?我选抽水马桶。


  慢变量就是这样一种一旦打开就无法合上的趋势。有了电,就有了家用电器,妇女的家务劳动才大幅减少,才能够大幅进去劳动力市场;有了电,就有了电梯,有了电梯,才能盖摩天大楼,人们才能更加密集地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会带来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又大幅延长了人口的预期寿命。

  这就是慢变量的威力。

  戈登教授的思路给了我们启发。如果你观察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要去看三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就行: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中国过去只有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工业化带动了第二产业,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而技术创新改变了所有产业的面貌。

  在这三个推动力下,中国快速发展。阿里巴巴总参谋长曾鸣教授把中国过去的创新称为“穷人的创新”。过去中国消费者收入水平太低,对价格敏感,企业想方设法压低成本适应市场。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一批极其剽悍的企业。

  但这种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收入水平过了某个门槛之后,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价格了。急剧扩张的中产阶层催生出中国的“市场红利”,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但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仍很落后,可是,中国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又非常大胆、超前。

  未来的全球竞争就像铁人三项赛,1.5公里游泳之后,还有40公里自行车赛,之后还有10公里长跑,一项比赛的终点就是下一场比赛的起点,中国还能坚持下去吗?能得第一吗?我们要看看未来的变量什么。

未来不可忽视的两股力量

  1.中美之间要合作,除非火星人入侵

  2018年,最大变量就是中美贸易战,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到底会如何发展所有人都很关心。

  2018年在钓鱼台国宾馆,一位中国女外交官问原哈佛大学校长萨姆斯:中国应该干点什么才能够回到中美合作原来的格局?萨姆斯支支吾吾,环顾左右而言他。

  一旁的《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看不过去了,他说算了,别羞羞答答了,我把话挑明,中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引起美国的警惕。如果中美之间要出现合作,除非什么呢?除非火星人入侵。

  他讲的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在2018年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折,美国正式把中国定义为它的战略竞争对手。

  我们不仅仅应该把特朗普看作一个人物,而是看作一个现象:美国出现了一群人,想要下全球化的列车,想要下科技进步的列车。

  这对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全球化不是很好嘛,大家一块赚钱,科技进步不是很好嘛,科技进步能够带来更多的生活便利,为什么要下车呢?

  一个国家进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带来赢家和输家,比如美国的跨国公司苹果卖了这么多的手机,在中国赚了这么多的钱,它是赢家。但是美国有很多蓝领工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失去工作,所以他们会变成输家,这些人就会说把车停下来,我要下车。

  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方向都是对的,但是大家要记住,变革的方向加上变革的速度才共同决定变革的收益,就是由于过去全球化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这些人受不了了。所以逆全球化是个很大的变量。

  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两件事情上,中国人的看法不一样。中国人就像早上挤地铁的乘客,拥挤的人群如同潮水,后面的人推搡着前面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已经被挤上车的。

  因为享受了全球化福利,所以我们对全球化、科技发展就乐观的多,这也是美国忧虑的原因。美国其实并不是担心中国在某一项核心技术超过他,是担心背后的这种民情、这种体系会决定了中国在技术应用方面跑的比美国更快。

  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爆发了中兴通讯事件。中兴作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之一,遇到了美国的制裁却被打的毫无还手之力,这就提醒了很多中国人我们的核心技术不行,那怎么办?我们要发展核心技术。

  2.中国真正优势:应用技术领先

  发展核心技术当然很重要,但不能忽视我们真正的优势——发展应用技术。

  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原材料价格在上升,环保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越来越难以把成本降低。如果没有办法继续把成本降低之后,中国的企业还有什么创新的优势呢?我们在2018年至少看到两个小趋势,中国的两个红利。

  第一个红利,工程师红利。在1997年、1998年,中国遭遇了东亚金融危机,因为担心可能会出现失业的问题,所以中国开始大学扩招,招了更多的大学生。读了4年大学发现找工作还是很难,那怎么办?研究生扩招。所以最后中国培养出来一大批被严重低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们经过20多年不懈的努力,现在终于成功地又把博士的工资压的比保姆的工资还低,不用白不用。

  第二个红利,我们还看到中国的一个红利,有巨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可能会带来市场引致型的技术创新。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铁。大家想一想,高铁的核心技术其实最早不是在中国,是欧洲人、日本人想出来的。你牛为什么不来发展高铁呢?为什么中国成了一个高铁大国呢?因为只有中国才有如此巨大的市场。


  按照同样逻辑,闭着眼都能想出来,很多核心技术到最后一定会到中国来。全球治理空气雾霾最核心的技术到最后一定是在中国,你管它是挪威人想出来的还是奥地利人想出来的,你想出来没有用,那个地方没有霾。印度有霾,但是他们买不起。唯一有雾霾又能买得起的地方,那就是中国,万里江山一片霾。

  我们再去想一想,全球未来能够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最先进的技术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国正在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从来没有见过的速度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所以恩格斯讲,社会需求对技术进步的推动比10所大学都大。考虑到中国的大学不怎么的,在中国这句话要改一改,社会需求对技术的推动至少比100所大学都还要大。

社会为什么焦虑?

  西方社会谈论一代人时往往会以20年、30年为时间单位,中国人往往以10年为单位。社会变革影响了每一代人性格,60后略显世故,70后更为务实,80后最是疲惫,90后稍觉轻佻。 

  我们感觉差别很大,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长,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群称为“坐上快车的人”。

 “坐上快车的人”会相信一些共同的观念:

经济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下一代人的日子一定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个人靠努力奋斗一定能改变命运;要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而“知识改变命运”指的是只要孩子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就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工作是指在金融机构的工作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前者收入更高,后者更有保障。


  如果拉长历史的视野,你会发现,你所熟悉的那个过去的时代是极其特殊的。那是个草莽英雄出没的年代,在这群草莽英雄看来,没有规则和秩序,没有任何值得敬畏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凡事都要亲力亲为,一切都是靠“试错”找到边界的,而边界又在不断变化之中。

  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高速经济增长已经结束,全球化的鼎盛时代已经落幕。收入不平等问题、代际冲突问题都会变得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在未来社会里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显而易见。

  我们之所以悲观,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模式——不管是增长模式、商业模式、就业模式、教育模式,还是管理社会、管理全球经济的模式,似乎都不管用了。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靠奋斗改变命运这种信念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才有的奢侈。

敢问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