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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祭侄文稿》背后的历史与审美——来自美国艺术史学者的观点

【近日,“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大展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开幕。特别是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美国学者倪雅梅著《中正之笔》(The Upright Brush: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and Song Literati Politics)一书中,对《祭侄文稿》有详细介绍。她并不是泛泛而谈《祭侄文稿》的艺术价值,而是深入分析了这幅作品背后的历史背景,及其审美价值的发掘与政治局势之间的微妙关系。《中正之笔》一书对于我们全面地了解颜真卿其人其事,及整个唐宋时代的历史环境,有其独特之处。现节选书中相关内容,以供读者朋友品读。】


安禄山自幽州起兵叛唐仅仅十三天后,他的部队便洗劫洛阳城。叛军一路向南,在河北境内的各个郡县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官方或民众的抵抗。叛军西至平原郡,避开颜真卿的严密防守,直达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任太守的常山。叛军忽然出现在常山郡时,颜杲卿和他的副手、常山长史袁履谦根本没有武力抵抗安禄山,只能在路上向他表示顺从。安禄山赏给颜杲卿和袁履谦每人一身官袍以肯定他们的效忠,同时又将几个颜家的族人作为人质囚禁起来。安禄山又进一步命令颜杲卿和袁履谦给自己的亲信李钦凑、高邈、何千年等提供武力支援,方便他们守护直达河北的险要通道——土门。

 

战争中的颜真卿

 

安禄山最初造反时,曾命令颜真卿率平原、博平两郡兵力驻守博州河岸浅滩以抵抗朝廷军队。颜真卿却趁机在当地征募新兵以增援平原郡卫戌部队,并任用其他当地官员做将领。平原义旗一举,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他就集结了一支万余人的大军。颜真卿在平原城西门外犒劳士兵、举义誓师,并慷慨陈词,军民无不义愤填膺,他又亲自检阅了军队。此举鼓舞了饶阳、济南太守们的士气,他们纷纷举起义旗,誓与平原共存亡。

此时,已是天宝十五年(756)初,颜杲卿设计瓦解了叛军对土门的防守,如此一来,就可以让唐军从西部进入河北境内,并切断叛军和北方的补给线。他假托安禄山之名将李钦凑招致常山。李被杀于城墙外,他的同党被捉,于第二日被处死,土门的叛军也因此作鸟兽散。高邈和何千年被活捉,与李钦凑的首级一起被颜杲卿的儿子颜泉明解送回长安。然而颜泉明在途径太原时被节度使王承业扣留,王承业扣下表状自己上呈并献出叛将,还将打通土门要塞也当做他自己的功劳。唐玄宗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提升奖赏了王承业。但是玄宗很快就知道了颜杲卿的功绩,便加官至卫尉卿、兼御史大夫。

颜杲卿打通土门要塞后,河北十七个郡同一天内归顺朝廷,推举颜真卿为盟主,拥有二十万兵力,并且截断了燕赵的交通联络。河北有变的消息传到安禄山的耳朵里时他已经由洛阳出发向西直达长安城,于是他立即回师洛阳,发起对常山郡的进攻。史思明领导的叛军向南进攻常山,蔡希德则领导另一支队伍从北部夹攻。常山郡并没有重兵把守以防围攻。在六个月的持续战斗之后,御敌物资全部耗尽,城池陷落。颜杲卿的儿子颜季明和外甥卢逖被砍头,但是颜杲卿和袁履谦被叛军俘获送至东都洛阳,带到安禄山面前。

安禄山见了颜杲卿,当面斥责他说:“我擢汝为太守,何负于汝,而乃反乎?”

颜杲卿回答说,“吾代受国恩,官职皆天子所与。汝叨受恩宠,乃敢悖逆。吾宁负汝,岂负本朝乎?臊羯胡狗,何不速杀我!”安禄山盛怒之下命人将杲卿绑在桥柱上,在何千年的弟弟以及一众旁观者前示众,他仍然骂不绝口,被叛贼割去了舌头,最终被残忍地碎割致死。


颜真卿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颜真卿的所作所为和他的堂兄对安禄山所表现出的一样令人不可思议。早在天宝十四年(755)他就曾派杨国忠的一个密探上表朝廷安禄山要反的消息。唐玄宗起初听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时,不无悲伤地说:“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颜真卿派他的司兵参军快马到长安向玄宗报告,当他到达时,玄宗派帝国的最高官员列队出去欢迎,他径直飞奔至皇宫内殿门外。当颜真卿的奏表呈上时,玄宗大喜,对左右官员说:“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

东都洛阳失守的消息是由叛军使节段子光传到河北的,他带了洛阳城三位高官的首级示众,一个郡接一个郡地展示,颇为骇人。根据《颜鲁公行状》的作者殷亮的记述,段子光拖着这些头颅尘土飞扬地到达平原郡的城门外后,叫嚣着说:“仆射十三日入东京,远近尽降,闻河北诸郡不从,故令我告之。公若损我,悔有日在!”然后他一一指明这三颗头颅的身份。颜真卿确认了他们的身份后,却佯装平静地哄各位将领说段子光在撒谎,然后他将段拦腰斩断,再悄悄把三颗头藏了起来。过了几日,他们被梳洗干净,按上用稻草编的身体,在城外装殓祭奠。颜真卿为他们服丧三日。

段子光在一个冬日被行刑,史思明领导的叛军在回攻常山郡,还有一小撮河北的兵力也回到叛军一路。由于此前守城成功,颜真卿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以做奖赏,但仍继续任平原太守。很快,朝廷又加任其为河北采访处置使,掌管检查刑狱和监察州县官吏,这个位置不久之前还是安禄山所坐。进攻常山郡后,史思明的叛军东移,以便围攻饶阳。初春,李光弼(708-764)率部队从土门出发,打败叛军,收回常山郡。史思明再一次进攻常山,却遭遇抵抗,被迫自立。

颜真卿接着设计打通河北西南角的崞口,以使大军进入。他合兵平原、清河诸郡兵力以及博平郡的义军,清除魏郡太守。叛军以两万兵力挑战三郡义军,苦战终日,叛军溃不成军,魏郡太守逃窜。

为了阻止大军援救饶阳,史思明派了一支巡逻兵包围了平原郡。颜真卿担心抵挡不住,召北海(山东)太守贺兰进明前来,率他的精锐骑兵和步兵渡过黄河进行援助。颜真卿率部下列队在岸边迎接,二人互相作揖行礼,在马背上痛哭。于是军权渐渐归于贺兰进明,颜真卿将魏郡之战的功劳也让给了他。最终,朝廷加封贺兰进明为河北招讨使,而这原本是颜真卿的职位。

在此期间,唐朝大将郭子仪(697-781)和他的部队经过土门与李光弼汇合,合击叛军史思明和蔡希德。他们瓦解了叛军势力,收复了失地常山郡南部。很快,大规模战争全面爆发,史思明和蔡希德的军队得到安禄山从洛阳和幽州派出的支援,他们与唐军在嘉山展开血战,最终溃败。他们逃亡后,平原的包围被解除。

唐军很快拿下冀州,并加强了对河北中心地带的统治。由于受到唐军大胜的激励,平卢军节度使刘正臣控制了这片地区,将幽州的叛军势力归唐。为坚定刘正臣的信心,颜真卿从平原派出一支队伍渡过渤海带给他礼物:成船的物资和他年仅十岁的独子颜颇做担保。效忠唐朝的军力现在要向幽州挺进。

然而,到了夏天,宰相杨国忠却让哥舒翰(卒于756)带领镇守潼关的大军倾巢而出,结果中了叛军的伏击,潼关破,唐军大败,长安失陷。当李光弼和郭子仪听到潼关被破以及唐玄宗仓惶入蜀的消息后,他们将部队经由土门撤出河北。很快,他们得知太子已然逃至灵武(宁夏)称帝,于是向西班师。

唐军撤退时,河北的效忠派独自抵挡叛军。补给和军需几乎已经消耗殆尽,颜真卿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筹得军资,包括收购景城的盐,然后再出售,将所获利润用于军需。此举很快就获得皇室的奖赏。唐肃宗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复任河北招讨使。

初秋时节,安禄山派史思明和尹子琦征讨河北。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河北诸郡的城门纷纷沦陷。最后,只有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尚存,但兵丁已是妻离子散、人心惶惶。颜真卿意识到这样坚持下去带给他的要么就是毫无意义的死亡,要么就是在叛逆者手下接受不忠诚的官职,便领了一小支骑兵放弃平原郡,渡过黄河。整个冬天他一路向西,避开叛军,直到武当(湖北)才终于安全。


安史之乱形势图(图片来自网络)


至德二年(757),唐肃宗从灵武回到凤翔,设置了一个临时的小朝廷。他在一定程度上报答了颜真卿的英勇行为,并增加临时朝廷微薄的官员队伍,为表彰颜真卿的忠诚,给武当发出昭示任命他为宪部尚书。两个月后,颜真卿在临时朝廷上表示谦让,对弃郡抱着带罪心理,要求朝廷贬其一官,以示赏罚分明。

颜真卿在朝中一直以一位直言不讳的传统儒家精神倡导者的形象示人,并且他意识到自己的家族与孔子的八个颜姓弟子有关系。但是自他从平原郡回来之后,对其他朝廷命官的批评变得愈发频繁起来。正常政治生活恢复的重要标志有两点:一是对有关礼仪仪式要进行正确的命名,二是在朝廷上要有得体的行为。颜真卿此时回归的朝廷已不再像两年前唐玄宗统治下那样灿烂辉煌了。现在,唐肃宗所掌控的朝政不在长安或洛阳,而是在从长安沿渭河而上的军事总部凤翔,由一小部分剩余的军队和唐朝官员支持。当时太上皇唐玄宗在世时,污蔑唐肃宗篡权和派系阴谋的谣言仍隐约可现。这种异常而临时的状况激发了颜真卿的高度警觉。到了第八个月,他仍留在朝中,对同僚提出几条控诉,弹劾其中一人上朝时显出醉态,另一人在朝中无礼僭越,并向皇上抱怨还有一人明显先于皇嗣之前骑马。他甚至还批评了皇上的行为。其中一个例子是他反对皇帝在特定的仪式上所使用的称谓;另一个例子是建议皇上在重建的被安禄山毁坏的长安唐朝太庙前服丧三天。

 颜真卿的坚持抗敌以及他兄弟们(颜允臧任监察御史,颜允南任司封)所在的高位为他带来的声誉,对宰相崔圆、李麟、苗晋卿构成了威胁。公元757年年末,长安、洛阳两京被收复之后,已是太上皇的唐玄宗接到奏请返回长安,而颜真卿则被贬出朝,远赴距离长安东北部100公里的山西同州担任刺史。唐史中断言他的被贬是“为宰相所忌”。显然,两种观点都有道理。

 颜真卿为何在回归朝廷之前接受一个如此棘手的儒家角色?他为什么用自我检讨的方式拒绝了宪部尚书的任命,并且对他察觉到的朝中每一个细小的疏忽进行批评,以至于疏远了他的支持者?在儒家理念中,君子应懂得何时进何时退。留在平原郡则必死无疑。但在这一可以理解的行动中,颜真卿对皇室维持完美表现的想法落空。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颜真卿选择了生,但他知道有一个人是舍生取义的。在给堂兄颜杲卿的祭文中,他这样写道:

 

公与真卿偕陷贼境,悬隔千里。禀义莫由,天难忱斯。小子不死,而公死,痛矣哉!

 

颜真卿并没有在平原成为一个殉道者,这件事困扰着他余下的人生。因此大约在三十年后,当颜真卿在另一支叛军手上真正要面对自己的人生终点时,他告诉俘虏者,自己要“守吾兄之节,死而后”。

 公元758年春天,颜真卿自同州转为蒲州刺史,并在距离东边四十公里晋爵丹阳县开国侯(今天江苏南京附近)。官军已经收复两都,安禄山已死,而史思明暂且将他的臣道归于皇权。颜杲卿另一个还活着的儿子颜泉明从叛军的狱中放出,他回到洛阳寻回父亲的尸骨,安葬于长安的家族墓地中。颜真卿命颜泉明寻访部下成员,妻子儿女,以及在常山郡的两年中跟随颜杲卿和袁履谦的随从和颜氏一族曾被抵押为人质的亲人。颜泉明带回蒲州三百多人,颜真卿慷慨解囊,并陪同他们去往自己的目的地。

 

《祭侄季明文稿》

 

颜泉明同时带回了弟弟颜季明的头骨。颜季明于756年冬天常山郡陷落时被叛军斩首。颜真卿在侄子颜季明的头骨被带回长安埋葬之前,为他写了一篇悲愤激昂的祭文: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758年10月9日]。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原文脱大字——译者注)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杨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

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

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乎哀哉!

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卜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祭侄文稿》(局部)

 

作为艺术品的《祭侄文稿》

 

《祭侄季明文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用锦缎装裱,上有名人题跋和几个世纪以来的藏家鉴藏印数十方。在《祭侄文稿》原卷上有九则题跋,时间跨度从元代(1279-1368)到18世纪。鲜于枢(1257?-1302)于1283年得到此卷,宣称他查到宣和小玺和宋徽宗(约1100-1126)天水圆印还能看见。张晏于1301年从鲜于家族那得到此卷,他记录了宣和小玺和题记被笨拙地裁切掉,独把偏爱的天水圆印留下。如果这个关于印的证据无误的话,则可证明它曾著录于《宣和书谱》中。上面还有两方明显的印,让人联想起高宗朝(约1127-1162)的女性鉴藏家:吴皇后(1115-1197)和贵妃刘娘子。直到蒙古入侵之前这个卷轴很有可能还是宫中之物。在整个元朝,这件作品一直在艺术家和高级官员赵孟頫(1254-1322)的交友圈中流传。卷上有他的一方印,除此之外还有他的好友鲜于枢和周密(1232-1298)的题跋。尽管卷上没有明人的题跋,但是上面能看到一方明代藏家的印,而且此卷在数本明代的艺术著录中有所记载。两则写于1694年和1724年的题跋描述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早期私人藏家的传承关系。卷上有乾隆的题署,并于1793年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中,象征着在他统治时期这件作品曾入库清宫收藏。

总结一下《祭侄文稿》的收藏史,在唐五代时期,它很有可能是在颜真卿的家族中私下传递。11世纪晚期,富有的长安收藏家安师文同时拥有了这件作品和颜真卿另外几件作品。12世纪初,它进入宋室宫中,南宋覆亡后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它在私人藏家中流传,在乾隆年间又再度成为皇室所有。此后它一直藏于宫中,直到1948年随着其他被国民政府的官员扣押的故宫旧藏文物运往中国台湾。

 

《祭侄文稿》的审美接受

 

《祭侄文稿》的持久魅力是浑然天成的展现,用了草稿的形式,书写方式简单朴素,它所描述的是个人事迹的纪念碑性,以及颜真卿声泪控诉的真情流露。在《祭侄文稿》的开端,文字是平静、易读的行书。但是随着《祭侄文稿》的展开,书写笔画开始变得急促,到了最后几行已是匆忙潦草的草书。涂抹得不成行,涂乙用的线条和字体到最后都变大了。当写到常山如何陷落时,颜真卿的悲痛之情使得在叙述过程中的停顿极其明显。他先写了“贼臣拥众不救”,然后涂去,重新又写“贼臣不救……”,但是他又不能很明显地写出王承业所做的可怕之事,所以他把“拥”字再度涂去,只是简略地写到“贼臣不救,孤城围逼”。

《祭侄文稿》所获得的声誉不仅仅是来自它的内容,同时还有对书法审美的影响。北宋诗人、官员、书法家黄庭坚(1045-1145)曾评价《祭侄文稿》文学和视觉艺术的双重影响:“鲁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动人。”为了理解黄庭坚的审美标准(今天已被普遍接受),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祭侄文稿》不是一件具有常规意义上的美学特征的艺术作品。人们甚至可以质疑它到底能不能算作一件艺术品,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篇葬礼上用的草拟的发言稿。在大多数并不精通传统文学艺术价值的人们眼中,它不过是一张记录文字和涂改痕迹的纸张而已。它没有对笔画的边缘进行艺术化的处理;也没有形成字型结构上的张力。然而,对于文人的审美批评范畴而言,这些特点都是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所应该具有的重要特征。

若要理解平淡的书写行为是如何能够表达意味深长的情绪,我们可以参考中国的鉴赏家们用来描述艺术家心性表达程度的品评术语。有一组相对的范畴,常常用作对于《祭侄文稿》写作中传统审美特征的评价,那就是“灵巧”(巧)和“笨拙”(拙)。这组相对立的概念至少可以追溯至汉代,公元一世纪的字典《说文解字》中将“拙”定义为“不巧也”。尽管诸如巧或拙这样的术语在严格意义上的行为评价中仍保持了它们的原初语义,但是当用来描述人的性格时,涵义便发生了翻转。举例来说,庄子批评孔子“诈巧虚伪”,意思是狡猾造作。相比之下,《南史》中则赞扬16世纪的士大夫崔灵恩“性拙朴”。尽管这些术语的标准意义的翻转出现在道家文本如《庄子》中,但它们并没有仅仅限定在道家思想中。按儒家观点,笨拙是一种真挚的美德或淳朴的自然显现。

唐代的书法论著中,“巧”和“拙”作为书法评价的美学术语被广泛使用。虞世南的《书旨述》中,赞美了两位古代书家“巧拙相沿”。在窦蒙为其弟注释的《述书赋语例字格》中,“拙”被定义为“不依致巧曰拙”。

作为一种心理学的术语,书法批评中的“巧”,指的是一个人笔法、结字和章法方面执行事先的计划和意图的产物。相反,“拙”则指的是毫无预先规划的操作和书写元素的直接表达。这两种创造性的说法和两种不同的执笔技巧有关:想要达到“巧”,需要执笔时笔锋和纸面之间有一个精准的角度,而“拙”则需要执笔时笔锋垂直于纸面。人们通常把这两种执笔法称为“侧锋”(侧笔)和“中锋”(中笔),或“正锋”(正笔)。传统上,人们写草稿时通常会选用侧锋用笔,这种用笔方式通过调整落笔时角度的变化,使得笔划的宽度得到动态的调整。这种面貌的形成,有赖于倾斜的执笔方式,以及笔尖落下时与纸张所形成的尖锐角度。一个字内部笔画与笔画的相交处明显呈现出一定的角度,整个字的结构呈现出由左及右的运动趋势。总体来看,个人字体的整体外观基本上可以描述为长的矩形。中锋在书写时则一直需要保持垂直的姿势,尤其适用于表现粗细一致的篆书笔画。篆书是用圆形的笔画收尾,并强调弯曲的笔画形式,字体章法趋向对称,整体字形通常是一个高的矩形或椭圆。出于上述原因,侧锋用笔和草稿书体可以被归于“方形”,意味着人造的、机械的、违背自然界规律的;反之,中锋用笔和篆书书体则可以被归纳为“圆形”,也就是自然的、有机的,顺应自然界法则的。既然皇室认可的王氏一门书法是侧锋用笔写出来的,那么综合其他原因来看,宋代儒家改革者选择了颜真卿书风作为主推的书法风格,正是因为颜真卿书写《祭侄文稿》时仍然使用了中锋用笔。

我们把一件王羲之惯常用的侧锋书写的作品和《祭侄文稿》的中锋用笔加以比较。例如,王羲之《平安帖》的唐摹本中,水平笔划的末梢贯穿了“安”字的中心(1/4),显示出了侧锋的笔法(“1/4”的意思是:第一纵列中的第四个字)。左上方的尖角暴露出起笔是以呈现出一定角度的方式进行的。笔划本身底部的边缘时而变粗,时而变细,是因为有一定倾斜角度的毛笔的下端,在纸面上时而压下,时而抬起。相比之下,《祭侄文稿》中的水平笔划,例如“丹”字(4/8),有一个圆形的收笔,且没有笔画末端可视的痕迹,笔画本身的粗细显然是没有经过调整的。


王羲之《平安帖》(图片来自网络)


就技巧而言,王羲之的这件作品用的是侧锋,在充满道德感的儒家美学领域中,是“方”和“巧”;颜真卿的作品用的则是中锋,是“圆”和“拙”。由此推出,从儒家改革者的角度来说,王羲之的风格尽管精致复杂、技巧娴熟,仍然是精于计算并且表现欲强的,因此是庸俗的。所以它是宫廷支持的艺术的人工形式和空洞表达的一个缩影。反之,颜真卿的书法行为缺少对感官表面的吸引力,却是一个人善良品德的纯粹表达和自然流露。所以,黄庭坚所说的《祭侄文稿》的书法风格“动人”,其意是指“拙”给作品增添了真挚的感觉,从而使他自己和颜真卿之间意气相投。

颜真卿《祭侄文稿》的风格被看作是“拙”,一如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忠诚。这样的解读也恰恰符合了后来人们所看到的景象,那就是把安史之乱的时代看作是一个爱国、真诚、庄严的时代。


(本文节选自[美]倪雅梅著:《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杨简茹译,祝帅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




在《中正之笔》中,作者倪雅梅认为颜真卿之所以获得显赫的艺术声誉,是基于某些政治的原因,而非纯粹的审美原则。她论证了颜真卿的重要地位是由11世纪几位有权势的文人人为制造出来的,他们希望通过与颜真卿正直的声名建立联系,从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将书品等同于人品,并且大力弘扬颜真卿的书法风格,以便把自己装扮成和颜真卿一样的人物。《中正之笔》讲述的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微妙、世故而英明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人们对历史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阐释,并将这种阐释作为达成自己政治意图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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